京津冀系列研究之三——新質生產力視角下的京津冀科技創新體系建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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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國際工程咨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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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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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當今時代，科技創新成為世界主要國家提振經濟、增強綜合國力的關鍵路徑，科技競爭儼然成為大國博弈的戰略焦點。與此同時，科技創新活動不斷突破學科、技術、產業的界限，科技競爭不再是單一主體、組織、地域的競爭，本質上已演化為創新體系的競爭。2023年9月，“新質生產力”概念首次提出[1]；202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2024年1月，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系統闡述了新質生產力的深刻內涵和主要特征；2024年3月，“新質生產力”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至此，先立后破、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局面在全國各地全面鋪開。新質生產力是相對于傳統生產力而言，依托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等新興技術的突破應用，以及新型生產要素的深度融合與創新的組織管理模式，催生出的具有更高質量、更強競爭力、更可持續發展特性的生產力形態。其本質在于創新驅動，依托技術革命性突破，通過創新和產業之間的良性互動，突破傳統產業邊界，激發全新的產業發展潛能，為經濟增長開辟新賽道。
作為引領中國北方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京津冀協同發展已邁入以創新驅動為核心動能的戰略深化期，肩負著優化區域發展格局的使命。在全球價值鏈重構與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的雙重挑戰格局下，傳統要素驅動型發展模式面臨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區域創新梯度差異顯著等現實困境，培育新質生產力與重構創新系統成為突破區域發展瓶頸、實現高質量協同的關鍵路徑。京津冀三地需堅持因地制宜，統籌協調區域創新與全局戰略的關系，既要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又要立足區域資源稟賦、經濟基礎、產業特色、創新條件等實際，充分利用戰略科技力量中“國家隊”在“從0到1”基礎研究方面的雄厚實力，同時發揮好“地方隊”在“從1到10”應用研究領域的突出優勢，共同破解技術創新難題。在此背景下，有效整合京津冀豐富的科技創新資源，構建適配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求的科技創新體系，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二、京津冀科技創新體系的建設基礎
根據《中國區域科技創新評價報告2024》公布的綜合科技創新水平指數，北京（89.45分）、上海（89.20分）、廣東（86.05分）位列前三；聚焦京津冀區域，北京和天津創新水平指數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78.43分），屬于創新領先地區，河北（56.79分）屬于中等創新地區。從綜合科技創新水平指數可以看出，京津冀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基礎良好，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雄厚
北京作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集聚了大量國家級科研院所，涵蓋從基礎科學研究到應用技術開發的各個領域，處于科技創新“金字塔尖”；天津科研機構在海洋科技、化工技術等領域獨具特色，與當地產業緊密結合。截至2024年底，京津冀地區已掛牌國家實驗室5家、全國重點實驗室174家，擁有211和985高校33所、超千家科研院所及一大批機制靈活、成果迸發的新型研發機構。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名單顯示，京津冀擁有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超1700家、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超1.8萬家，均占全國10%以上。據《中國獨角獸企業發展報告（2025）》統計，區域內獨角獸企業已達120余家，占全國比例超30%，主要分布在軟件與信息服務業、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質生產力領域，形成全國領先的創新型企業集群。
（二）科技研發投入居全國前列
京津冀三地研發經費投入規模逐年增長。《2024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顯示，2024年京津冀區域研究與試驗發展（research?and?experimental?development，R&D）經費投入強度為4.22%，不僅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53個百分點，也高于長三角和廣東省的同期水平。特別是北京的研發經費投入始終保持領先優勢，自2019年達到6%后始終保持高位增長，2024年已達6.58%，超過紐約、柏林等國際知名創新城市的投入水平。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京津冀將政策重心從技術創新向以知識創新為代表的基礎研究傾斜，重點支持生命科學、物理等基礎學科領域研究，京津冀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R&D經費的比重超10%，占全國基礎研究經費投入的比例達25%，其中，北京市基礎研究經費占全市R&D經費的比重高達16%，較全國平均水平高出9個百分點，投入強度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此外，三地還設立“京津冀協同創新專項”和“京津冀基礎研究合作專項”[2]，其中“京津冀協同創新專項”累計投入近2.4億元科研經費，引導社會資本投入5億元；“京津冀基礎研究合作專項”累計投入科研經費8600余萬元，促成三地500多個科研團隊開展跨區域合作研究。
（三）科技創新產出水平領跑全國
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2024年知識產權統計年報》，截至2024年底，京津冀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81.18萬件，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73.35件，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82倍；其中，北京市專利申請量、授權量長期位列全國前五，且發明專利占比高，反映出強大的創新能力與技術原創性，2024年北京市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達148件，穩居全國首位，為上海市同期水平的2.56倍。以北京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引領，京津冀持續涌現一批引領性、原創性重大技術成果，包括新一代量子計算云平臺“夸父”、帶隙為0.6eV的石墨烯半導體、新一代256核區塊鏈專用加速芯片、全球首枚成功入軌液氧甲烷火箭“朱雀二號”等。在2023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評選中，北京市相關單位主持完成的58項成果榮獲項目獎，占通用項目獲獎總數的28.71%，位列全國第一，津冀分別有20項、16項成果獲獎。
（四）科技成果轉化成效逐步提高
京津冀三地共同構建科技成果共享庫，根據《京津冀科技成果供給及需求清單》，目前已匯聚近700項創新需求和近萬項科技成果，共同培育20家跨區域科技成果轉化服務機構，打造28家具備跨區域服務能力的概念驗證與中試熟化平臺，并聯合舉辦上百場科技成果供需對接活動，為區域科技成果流動搭建橋梁。在此基礎上，“京津研發、河北轉化”的協同創新發展模式已初步形成，根據2025中關村國際技術交易大會“京津冀技術交易成果對接會”公布的數據，2024年京津冀互相輸出技術合同成交額突破1300億元，其中，北京流向津冀的技術成果增長較為顯著，與津冀技術合同成交額從2013年的71.20億元增長至2024年的843.70億元，年均增速為25.20%，該值占北京流向外省技術合同總額的比重也從2013年的5%提升至2024年的15%，北京創新優勢輻射津冀的效果顯著提升。
三、京津冀科技創新體系建設面臨的短板問題
自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以來，三地持續發力推進科技創新，不斷優化創新資源配置、壯大創新主體，完善創新環境、增強創新動能。但也應看到，在取得成果的同時，京津冀科技創新體系建設仍面臨諸多挑戰。破解這些難題，成為推動京津冀科技創新協同發展走深走實的關鍵。
（一）京津冀科技創新資源分布不均衡
京津冀三地在創新資源稟賦、科技創新投入等方面存在梯度差，科研機構、高校、人才等創新資源分布不均且差距過大，導致區域創新呈現明顯的“中心—邊緣”結構。河北省各地資源吸附能力弱，難以形成協同聯動的均衡創新網絡。根據《2024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2024年，三地R&D經費投入強度差異顯著：北京為6.58%，優勢突出；天津為3.44%，漲幅有限；河北僅2.04%，仍低于2.69%的全國平均水平。人才資源配置同樣失衡，北京人才資源相對集中，天津次之，河北相對薄弱。從R&D人員規模看，北京市R&D人員數量為57.2萬人，天津、河北R&D人員數量僅為北京市的28.3%和2.0%；從受教育程度看，北京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大專及以上學歷）文化程度的人口為4.2萬人，河北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大專及以上學歷）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別約為北京的29.6%、天津的46.1%。
（二）北京創新結構與津冀產業結構匹配度較弱
京津冀產業創新聯動不足，從創新產出與產業結構的匹配度看，北京創新成果集中于基礎前沿的高精尖領域，其新增授權發明專利數量排名靠前的行業是科技服務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而天津、河北的產業結構則以傳統制造業為主，主要集中在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3]、汽車制造、金屬制品業、石油化工等資源密集型產業領域。北京流向外省市的技術合同超60%（按成交額計算）聚集在長三角地區和廣東省，津冀兩地合計僅占15%。北京創新活動形成的創新成果難與津冀產業進行深入融合銜接，創新鏈與產業鏈的失配問題嚴重影響了京津冀協同創新與產業協作[4]，大量北京高校、科研院所的優質成果未能在京津冀區域內有效落地轉化，“墻內開花墻外香”現象突出。
（三）科技成果梗阻嚴重、轉化率偏低
科技成果轉化是京津冀科技創新體系中的薄弱環節，雖然北京高校、科研院所的創新成果豐富，但大量成果束之高閣，未能實現有效落地轉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高校、科研院所的成果轉化動力不足，職務發明產權界定模糊、收益分配不合理等問題，導致科研人員的成果轉化積極性受挫。二是轉化服務體系不完善，技術評估、融資擔保等中介服務供給不足，專業化、復合型的高層次技術經理人隊伍尚未形成。數據顯示，京津冀國家技術轉移機構人員中技術經理人數量不及長三角的1/2，這導致大量科技成果難以跨越“死亡之谷”，實現從實驗室到市場的轉化。三是區域承接能力薄弱，河北受自身產業基礎、承接能力等條件限制，對京津科技成果的吸納轉化能力較弱，難以將外部優質科技成果轉化為本地產業發展優勢。
（四）多主體、多層級協同創新推進機制亟待完善
京津冀科技創新領域的制度保障存在明顯短板，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方面，政策協同性不足，京津冀三地雖出臺了一系列科技創新政策，但三地間還存在政策銜接不暢、標準不統一的問題。研發補貼、稅收優惠、人才政策等方面存在差異，導致企業、科研人員在跨區域創新創業時面臨政策壁壘，阻礙了科技資源的自由流動與優化配置，如三地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標準不盡相同，使得一些企業在跨區域享受政策優惠時遭遇困境。另一方面，區域利益分配機制尚不完善，盡管三地已聯合出臺《京津冀協同發展產業轉移對接企業稅收收入分享辦法》，但實際操作中仍面臨門檻設置較高、稅收共享企業確認難、具體操作流程不明確等問題，實施成效不明顯。
四、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京津冀科技創新體系建設思路
京津冀科技創新體系具有主體多元、要素復雜、投入規模大的特征，必須通過跨區域協同，整合最強主體、最優要素、最大資源構建創新鏈、產業鏈，以科技革命重構生產關系，以制度創新釋放要素活力，以空間協同優化資源配置，將三地的創新勢能差轉化為協同動能，最終實現從地理相鄰到創新共生的質變，打造有核無邊的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成為我國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示范樣板，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區域創新范式。
（一）強化創新資源統籌共享：提高協同效應
第一，共同構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體系。積極爭取國家支持，推動京津冀在具身智能、合成生物、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科技創新前沿領域聯合新建跨區域全國重點實驗室，完善以國家實驗室、全國重點實驗室為骨干的實驗室體系。布局國家人工智能開放生態技術創新中心、國家合成生物技術創新中心等重大科技創新平臺，支持新型研發機構牽頭，聯合京津冀高等院校和行業領軍企業組建創新聯合體，力爭在超大規模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人形機器人等領域產出一批重大原創成果。
第二，鼓勵區域內人才自由流動。健全人才有序流動機制，探索構建京津冀統一人才大市場。充分發揮北京一流人才“蓄水池”作用，逐步探索放開與戶籍、社保掛鉤的醫保制度、教育制度及其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促進人才公共服務制度銜接、政策協同與標準統一。設立人才柔性引進機制，支持北京高端人才到津冀兼職、掛職或開展遠程指導，以“周末工程師”“候鳥人才”等形式為當地企業提供智力支持，同時鼓勵津冀人才赴北京學習交流，提升專業素養，形成雙向互動的人才流通格局。
第三，推動創新資源跨區域優化配置。持續推進天津濱海—中關村科技園、雄安新區中關村科技園等合作園區建設，加速推動重點企業和創新資源入駐對接，打造類中關村創新生態體系。推動協同創新中心等重大載體跨區域合作共建，加快推進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天津產業技術研究院、張家口市技術創新中心、燕郊北部科學城等一批協同創新戰略平臺建設。搭建京津冀科技創新資源共享平臺，整合三地科研設備、實驗室等資源并面向區域內科研人員開放，進一步提高資源利用率，降低研發成本。
（二）促進雙鏈深度融合發展：夯實創新底座
第一，推進關鍵核心技術聯合攻關。建立科技部與三地協同聯動的京津冀協同創新共同體聯合攻關機制，錨定六條重點產業鏈圖譜中的卡點環節，組建京津冀聯合攻關小組，開展產業鏈關鍵環節聯合攻關。圍繞生物醫藥、機器人、新能源和智能網聯汽車等重點優勢產業鏈，遴選一批緊迫性強、有實施基礎的技術攻關方向，通過“企業出題、揭榜掛帥、政府支持、產業落地”的組織方式，推動重點產業鏈共性技術、關鍵核心技術聯合攻關，著力破解“卡脖子”技術瓶頸。
第二，數字賦能產業數智化轉型。一方面，加快建設京津冀算力供給走廊，推動“5G+工業互聯網”專網覆蓋重點園區；搭建“數字孿生創新走廊”，實現三地科技政策智能匹配與無感漫游。另一方面，明確三地發展定位，北京加快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持續提升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的發展能級和交易水平，推動建立供需高度匹配、交易高效有序的多層級數據交易市場，充分激活數據要素潛能，打造成為國內外數據要素配置樞紐中心；天津建設一批智能制造工廠和數字化車間，同時依托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加快建設“天津智港”，打造成為京津冀第二個數字經濟核心城市；河北推動數字經濟創新資源加速向雄安新區集聚。
（三）貫通科技成果轉化鏈條：疏通創新“梗阻”
第一，建立京津冀一體化科技成果轉化對接平臺。一方面，依托京津冀科技創新服務平臺地圖、京津冀科技成果轉化供需對接清單等機制，定期舉辦科技成果對接會、創新創業大賽等活動，為成果供需雙方搭建精準對接的溝通橋梁，促進科技成果在區域內快速落地轉化。另一方面，推動京津冀高等學校、科研院所、科技領軍企業聯合成立跨區域產業技術研究院，充分發揮其鏈接基礎研究、產品開發與市場化的橋梁紐帶作用，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效率。
第二，打造京津冀場景共建共享新格局。圍繞“六鏈五群”產業鏈延伸和協同配套需求，在智能網聯汽車、人工智能、合成生物等現代化產業領域，聚焦新技術、新產品應用需求，打造一批產業協同場景示范項目，謀劃布局并發布啟動一批重大示范應用場景，引導市場力量參與跨區域場景協同建設，以示范應用場景建設驅動科技成果高效轉化。
（四）構建區域協同創新生態：營造創新氛圍
第一，政策供給與機制創新雙輪驅動。以重大科技項目群為載體，形成以應用研究倒逼基礎研究、以基礎研究引領應用研究的機制，建立基礎前沿、關鍵核心技術及示范應用全鏈條暢通、一體化設計與組織實施的統籌機制，促進國家實驗室、高等學校、科研院所、企業等創新主體協作融通。積極開展跨區域科技合作利益共享試點，如加快完善“飛地經濟”利益分享機制。各地政府出臺政策，對成功轉化的科技成果給予企業和科研人員雙向獎勵。同時，政府加大對中試基地建設的支持力度，通過補助、貼息等方式引導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中試基地，填補成果轉化“中間環節”空白。
第二，合力打造協同創新生態微系統。一方面，推動“三城一區”、中關村園區發揮創新策源作用，鼓勵先行先試，建設協同創新平臺和科創平臺，打造創新生態核心節點。另一方面，在雄安新區中關村科技園、天津濱海—中關村科技園等載體試點“政策沙盒”，率先突破科研設備跨區共享稅費征管壁壘、知識產權異地質押融資限制等堵點問題，形成可復制的制度型開放經驗，暢通創新政策微循環。此外，支持京津冀高校院所聯合企業開展國際科技合作，共同實施國家國際科技合作類項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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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楠,梁成,陳耀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對區域協同創新的啟示[J].科技中國,2022(10):79-83.?
[3]宣講家網.葉堂林：京津冀產業鏈與創新鏈融合發展研究[EB/OL］.(2022-06-17)[2025-10-20].http://www.71.cn/2022/0617/1170664_4.shtml.
[4]李國平,朱婷.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成效、問題與路徑選擇[J].天津社會科學,2022,5(5):83-88.?
本文已在《中國工程咨詢》2025年第11期，總第311期發表
作者介紹
謝曉華
咨詢工程師（投資）、高級經濟師
長期專注區域經濟、高精尖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研究，參與并負責多項京津冀產業協同、園區規劃、產業發展規劃、產業政策研究、投資項目決策等方面的重大項目，獲得兩項國家級和十幾項省市級優秀咨詢成果獎。
編輯：張 華?
審核：王子強